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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希特勒在纳粹德国的艺术清洗

时间:2024-05-17 19:46:51 作者:服务项目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在3月的选举中,由于国会纵火案引起的恐慌与混乱以及民事权利的暂时取消,他的政党第一次赢得了多数席位。4月7日,一项旨在“重设专业技术人员公职人员”的法律得以通过。这项法律合法化了清除掉任何不合国家社会主义者心意的政府雇员的做法。博物馆馆长与员工、在艺术院校执教的艺术家、城市规划师和大学教授都是国家的雇员。对那些不属于国家雇员的人,新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3月13日建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帝国文化协会——加以管理,而这个机构最终将控制所有与艺术有关的人。所有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画商、建筑师等等,都必须加入这个保护伞组织。不属于该组织的人,将不能保住工作、不能出售或展出作品,甚至不能创作。该组织不接纳的人起初只有犹太人和员,后来,美术领域中凡风格不符合纳粹理念的人都不能加入。

  在新政权中,艺术非常时髦。1933年10月,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才几个月,就为他的第一个重大公共建筑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此即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艺术之家”。仪式锤断在了他的手上,其含义到后来才反映出来。先前的艺术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现如今成了纳粹党内知识分子的领袖,并被冠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头衔——“党内以及所有配套社团所有智力、精神训练与教育活动的监管人”。而弗里克则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他开始在各州委任艺术委员。甚至连党卫军都有个艺术分支机构,即“遗产研究所”(Ahnenerbe),它赞助在世界各地的考古研究,以期证实日耳曼文化的悠久与辉煌。由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组成的各种协会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开始鼓吹“民族主义”理想;杂志数也激增起来。这真是机会主义者的时刻!与这些新组织并存的还有旧的文化部,它在这股洪流中尽全力航行着,既要谋求自救,又要保住博物馆里的珍宝。纳粹用了四年时间来“精炼”它的艺术标准,最终结果是:凡希特勒喜欢的,都是可以容忍的;凡在政治宣传上对政府很有用的,都是可以容忍的。

  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是德国慕尼黑的一座美术馆,建造于1934年到1937年,是纳粹德国的第一座纪念碑式建筑,设计者是建筑师Paul Troost。该美术馆开放于1937年3月,当时称为德国艺术之家(Haus der deutschen Kunst)。从1946年开始,美术馆被分割成几个较小的空间,用于临时展览场地。

  在德意志艺术之家落成之时,纳粹分子用多种语言出版了一款精致的小册子,其英文版《德国艺术的殿堂》(The Temple of German Art)是以慕尼黑潜在的旅游客户为目标的,这本小册子里除了景点布局图和建筑平面图外,还复印了施皮茨韦格、冯·考尔巴赫及伯克林等画家所作的19世纪日耳曼风俗画,其他的还有一篇品位极差的文字:

  巨大的力量将从这伟大的艺术殿堂中涌出,南部山峦中的迷人气息将穿过她的柱廊、绕过她那石灰石的飞檐;慕尼黑的蓝天将吸引德国及国外游客,说服他们在这座巴伐利亚城市、民族复兴的诞生地里徜徉。

  这位幸运的无名作家继续写道,“那些诋毁美德与真理的玩世不恭之人”所坚持的“伪艺术”,“在一位将其种族的所有高贵品质尽可能融入体内的伟人的召唤下”已经被人民摒弃了;它终将被真正的日耳曼艺术即“民族的气息”所取代。

  不过,这“气息”到底包括什么,起初连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也不完全清楚。奉命给戈培尔装饰房子的阿尔伯特·斯佩尔后来写道:

  我从……柏林国家画廊馆长那里借了一些诺尔迪的水彩画。戈培尔和他的夫人对这些画很满意——直到希特勒来视察并表达了强烈不满。这位部长立即召我过去,说:“这些画一定要马上拿走,它们实在太不合适了。”

  希特勒想彻底摒弃魏玛时代的失败主义和左翼思想;他不喜欢对战争真实面目的描绘,而且对于他所谓的“半成品”有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反感。艺术方面的工作人士在很久里都没能洞悉这一点。有些人试着折中。汉堡艺术馆馆长马克斯·绍尔兰特把表现派作品当作北欧日耳曼艺术的典型。其他人则不认同。1933年6月,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学生在柏林举行了一场,以抗议“中产阶级艺术”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同时称扬国家画廊馆长路德维希·尤斯蒂博士自1919年累积起来的现代艺术收藏。尽管有这种支持,尤斯蒂还是被文化部的官僚要求停职了,他们想要一个更加驯顺的馆长,这个人既能维护现代艺术藏品,又能紧跟党的路线。但是尤斯蒂拒绝“退休”,难堪的文化部官员只好将他调到一个艺术图书馆工作,直到他达到退休年龄。

  新任馆长阿洛伊斯·沙尔特担任过尤斯蒂的助手,并且曾在哈雷有过类似的现代艺术收藏,他很快就遭到了罗森堡、弗里克和舒尔策-瑙姆堡的攻击。为平息这场争端,沙尔特办了一场讲座,试图在讲座中定义日耳曼艺术的本质。他说任何日耳曼的东西都是“充满了许多活力的”。他推崇哥特艺术,称丢勒在意大利的停留是个“错误”,他赞赏格吕内瓦尔德,称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艺术家(他将他们的风格与日耳曼古代民俗联系在一起)使德国重新找回了活力。学生们很欢迎这种革新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让表现主义成了一种可接受的德国传统,然而这并不是纳粹党所想的意思,国家画廊被关门“整顿”。

  沙尔特又妥协了。他把卡斯帕·戴维·弗里德里希、汉斯·冯·马雷斯和费尔巴哈等艺术家的代表作品挂在了较低楼层,而把有争议的画作放到了楼上几层,但那里布局典雅,他根据各艺术家的主体基调,把每个陈列室装饰得质感各异。他还从其他博物馆借来顶级画作,以填补每个展览的空缺之处。诺尔迪就亲自从汉堡借出了他的《基督与群童》。沙尔特唯一的退让是放弃克利和贝克曼,反正这两人都不是他最爱的艺术家。而凡高和蒙克作为“日耳曼先驱者”被展出。

  沙尔特企望通过这一种壮观的展览赢得当权者的支持。文化部长伯恩哈德·卢斯特在开幕前来此检查展览布置,他唯一的评论是,“真是头骡子……”沙尔特被解雇了。卢斯特不敢重开该馆,它成了艺术圈里备受猜疑的对象,正如沙尔特为它留下的猜疑一样。这位部长只好让慕尼黑市立画廊的馆长埃伯哈特·汉夫施滕格尔来柏林接手。这是个聪明的选择,因为汉夫施滕格尔在希特勒最喜欢的19世纪日耳曼艺术方面是杰出的专家,而且希特勒的一位知名朋友“普茨”也姓汉夫施滕格尔。汉夫施滕格尔审慎而明智地重新组织了展品,同时把一些特别“冒犯性的”作品收入仓库,从而暂时平息了各方的意见。

  在各州,清除艺术界那些不可接受者的工作推进得快得多。支持现代艺术的博物馆馆长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有人发现,“新客观”一词(该词用于描述“一战”后德国最前卫的画家群体)的发明者古斯塔夫·哈特劳布在其博物馆(位于曼海姆)的地下室藏匿“有争议的”作品。其中一幅作品——马克·夏加尔的《拉比》——和哈特劳布的一幅画一道被放在四轮车上游街示众,《拉比》后面还写着哈特劳布为其支付的价钱。埃森的弗柯望博物馆则被移交给一名党卫军军官克劳斯·鲍迪辛伯爵,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艺术史家之一。这位伯爵立刻用涂料覆盖了奥斯卡·施莱默画在博物馆圆形大厅的壁画,这也是施莱默的最后一幅著名壁画。但是到1935年,就连鲍迪辛也没法下决心关掉最后一个展厅,这里陈列着考考斯卡、莱姆布鲁克、马尔克和诺尔迪的作品。

  买卖“堕落”艺术品的画商也受到了影响。1936年5月,已被监视了一段时间的柏林尼伦多夫画廊举办了一场“一战”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弗朗茨·马尔克的作品展。国家画廊前馆长沙尔特将在画展开幕前一天办一场讲座。但该活动和展览被盖世太保突然叫停,第二天,画廊收到一封信,上面解释说,关于马尔克的讲座和展览会危害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甚至于危害“公共安全和秩序”。就像尼伦多夫兄弟其中一人那样,沙尔特明智地去往了美国。

  许多艺术家失去了作为教师的职位和在公共机构的成员身份,比如杜塞尔多夫的克利,柏林的柯勒惠支、霍费尔、贝克曼,以及德累斯顿的迪克斯。当奥斯卡·施莱默被纳粹学生误控为犹太人时,他要求雇主确保他的职位,但他却被要求“休假”。1933年5月13日,普鲁士艺术科学院要求十名会员“自愿”提交辞职信,而这里面有些是1931年才当选的。迪克斯、施密特·罗特卢夫、柯勒惠支和李卜曼(该学会主席,犹太人)照办了,但基尔希纳、米斯·范德罗厄、门德尔松和一直满怀希望的诺尔迪拒绝服从。但到1938年,所有这些人,还有巴尔拉赫、佩希施泰因、霍费尔和考考斯卡,都放弃了,只有诺尔迪还在坚持(当时他还是纳粹支持者),他认为“将艺术展示给大众”是他的义务。

  面对日益严重的歧视,许多艺术家都选择离开德国。没离开的人只能活在不安定的状态下。即使我们对纳粹的疯狂心中有数,但他们对不迎合文化协会的艺术家所采取的冷酷措施仍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纳粹党不仅销毁、嘲笑他们的作品,阻止其作品销售与展出,甚至还禁止他们进行创作。“堕落”画家甚至不能购买艺术耗材。为确保这一点,盖世太保的特务常常突袭他们的住宅和画室,空气中松节油的味道或者笔筒中浸湿的画笔都会成为被捕的根据。画家维利·鲍迈斯特写道:

  没人知道我还在画画,就在二楼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里。甚至孩子们和仆人们都不知道我在那儿做什么……一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公开展览这些画作,我就会惊恐万分。

  从希特勒的角度来说,这些措施很成功。1938年,奥斯卡·施莱默在斯图加特一家专门绘制商业壁画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到1939年,他一直给工厂和军事建筑画迷彩伪装。后来他又落脚在伍珀塔尔一家实验用涂料厂,该厂厂长还雇用了格哈德·马克斯及其他许多被禁画的艺术家。施莱默死于1943年。恩斯特·基尔希纳眼见自己毕生的作品被人从德国各博物馆扫地出门,一下子消沉下去,最后在1938年6月自杀了。马克斯·李卜曼85岁的妻子也在1943年自杀了,因为她可能要被关进特列钦集中营。李卜曼本人则不得不辞掉普鲁士艺术科学院主席一职,其后不久也去世了。他最具代表性的画作恰恰也是希特勒喜欢的类型,它们后来成了清洗者的大难题——取也不是、舍也不是。(本文选载自《劫掠欧罗巴》[美]林恩·H·尼古拉斯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